文学的地域印记（作家论苑）
何志云
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11年12月28日 24 版）
文学之有地域性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。《文心雕龙》称北方的《诗经》“辞约而旨丰”，“事信而不诞”；而南方的《楚辞》则“瑰诡而惠巧”，“耀艳而深华”，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。唐代魏徵在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中，对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作了有趣的比较：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于清绮；河朔词义贞刚，重乎气质。气质则理胜其词，清绮则文过其意。理深者便于时用，文华者宜于咏歌。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。他已经注意到地域特点参与文学风格的形成了。国外也有类似的例证：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《英国文学史》引言中，把地理环境与种族、时代并列，作为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。把文学品种、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相关连，从考察地域与文学的关系，去揭示文学生存与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，至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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